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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高等攝影教育的思考

                  2022-4-15 14:52| 發布者:zhcvl| 查看:1415| 評論:0

                  摘要:對高等攝影教育的思考On Higher Photographic Education文/鮑昆Text by Bao Kun毋庸置疑,因民眾手機所拍的眼花繚亂的照片和視頻,已經改寫了人類相互表達交流的基本手段。攝影照片以及由攝影這一基本成像手段衍生 ...

                  對高等攝影教育的思考

                  On Higher Photographic Education

                  文/鮑昆

                  Text & by Bao Kun

                   

                   毋庸置疑,因民眾手機所拍的眼花繚亂的照片和視頻,已經改寫了人類相互表達交流的基本手段。攝影照片以及由攝影這一基本成像手段衍生的電影、電視和今天海量的手機拍攝的視頻,在相當大程度上替代了自古以來人類使用的由聲音和記錄聲音的文字信息方式。所以,攝影早已不是在它誕生時人們對它的定義,即認為它是一種視覺藝術。在今天看來,攝影只是一個人們像使用文字一樣的交流媒介。1932年,在德國包豪斯任教的拉茲洛·莫霍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曾說“未來的文盲將是既不會使用照相機也不會使用筆的人”[1],這句話在近百年前就定義了今天的基本現實,即這是一個用影像說話的時代,而不僅僅靠聲音和寫字來說話。只是納吉沒有想到,今天技術的進步,讓人們已經基本不像以前那樣,對任何工具的使用都需要有一個學習的過程了(比如文字的學習使用)。今天的攝影,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就像是他們在觀察某一對象時眨一下眼睛,按下快門即可,根本不需要考慮攝影成像的技術處理。統治了攝影成像很長時間的膠片模擬技術,在21世紀初開始被拋棄,由0與1的切換作為二進制的數字算法成像技術,已經徹底改變了攝影的生產本質。模擬時代的攝影,靠的是鏡頭和感光材料技術和攝影師對技術的掌控;數字時代形成的影像是算法的結果,而算法是攝影器材生產商的工程師來完成的,攝影師不再需要掌握復雜的技術。當然也不必有一個相對漫長的學習掌握技術的階段,即使還有,這個階段的單位時間越來越短。


                  在包豪斯授課的拉茲洛·莫霍利-納吉



                  那么,在模擬時代誕生的主要依靠技術教授的攝影教育,今天也必然面臨如何適應這個時代,來調整自己教育內容的問題。20世紀20年代,在德國包豪斯學校產生的正式攝影教育,恰恰是膠片攝影的黃金時代。從那以后,攝影教育正式在古老的人文教育領域登堂入室,很多大學開設攝影專業。但是其屬于相當程度的“技術性”的它性,讓攝影無法進入高端的教育領域,在多數公眾的潛意識認知中,攝影只是一個依靠技術的謀生手段。教師們的教學意識則是長期建立在曝光、洗印、拍攝構圖等這些在今天屬于基本攝影知識的范疇上。也因此,為了獲得尊重和地位,和社會上的攝影師們一樣,進入高等學校教育的“攝影”,也必須打造攝影屬于藝術,而且很先鋒和前衛的說法,并且需要像傳統的藝術史那樣打造一個攝影的“大師史”。這些構成了很長時間高等攝影教育內容的基本格局。

                  黑影照片,1940年拉茲洛·莫霍利-納吉  攝


                  在整個世界快速地進入傳媒時代和文化傳播時代,隨著人類面臨的問題全面的復雜化,和以高等教育為基地的學術研究的深入化,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都面目全新了。攝影手段的自動化也因為生產廠商的技術提升躍入一個新的水平。攝影媒介的普及以及自動化造成的使用廣泛和便捷,讓攝影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大幅提升。海量的影像每分每秒都在全球各地的時空中產生出來,于是這也造成影像世界的碎片化。碎片化的影像如滔滔洪水,溶解了一百多年來攝影只是藝術的神話。拍照不再是早期掌握技術和設備的攝影師的專有權利,“人人都是攝影師”的時代砰然出現(相似的說法是“人人都是藝術家”)。隨著可以拍照的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平臺的出現,攝影成為所有使用智能手機人們交流的第二種語言方式。智能手機現在每天交流的信息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以影像語言方式完成的。影像在今天是一種新的語言文化,而文化的背后無可避免的是生活的社會政治。每一幀影像和每一段視頻都是政治的和諧或者沖突,是話語性質的文化纏斗形式。

                  以上的歷史變化,嚴重沖擊了傳統的高等攝影教育。于是,在20世紀末迄今,攝影教育“教什么”和“怎么教”成為在這個領域的全球普遍問題。是單純技術和簡單藝術形式美學的教授,還是觀念符號的解析和闡釋,都成了攝影教師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以文學為例,在表達的第一步是如何把文章敘事先搞通順,這是一個基本的文法和修辭學問題。但何是好小說與好詩歌,則不僅是簡單順暢的修辭所能解決,而是修辭背后復雜的隱喻問題。攝影亦如是,首先是影像的表面吸引力必須有,而耐看的內容結構與可以引申的思考才是影像最終的目的。這兩個步驟按專業性的傳統藝術生產邏輯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對于后現代以來的觀念藝術來說,則是兩個越來越兩極化的不同需求。尤其是,對影像分析解讀的比重越來越大,技術的要求比重則越來越淡化,因為簡單效果的呈現越來越依賴設備智能化,并不需要太多人為的操控。這是對一般觀念藝術標準而言。但對于以藝術家這個明顯文化身份,在藝術生態圈中創作的觀念影像藝術,專業要求依然很高。因為“藝術家”這個稱謂,需要技術、思想的支撐。不過在專業要求上,由于技術的高度智能化趨勢,一般視覺效果呈現越來越容易。所以,藝術家主要面對的挑戰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思想觀念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從人文歷史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中尋找答案。于是,攝影的教育與文學教育的同構性越來越明顯。攝影和寫作一樣,面對時空的一切,敘事表達的體裁豐富而且多樣,涉及的思想知識無邊無涯。

                  19世紀著名教育家約翰·亨利·紐曼



                  由此,我們需要提到在19世紀為大學教育理念定義的著名的教育家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2]。他在1852年發表的那篇著名演講《大學理念的界定與闡釋》中開篇說道:“我是這樣看大學的,它是教授普遍知識的地方”[3]。他在后續的演講中表達了如下理念,大學教育主要應該是教授那些基礎的、原創的知識,塑造學生的人格形成。所謂的“基礎知識”主要指:有關表達寫作的文法、修辭、詩歌;有關認知和思考人生世界的哲學;鍛煉學生思維邏輯的數學等等。他認為,這些科學意識的思想系統建構,與表達能力的培養,以及道德文明的訓練,能夠促成他們心理感覺、思維方式、自我認同的形成。紐曼的這些觀點其實就是今天我們所認為的“人文教育”和“通識教育”(過去翻譯為“博雅教育”),即教育應旨在培養可以適用于各種工作的通才而不是狹隘的專家。這樣的教育的模式就是現在美歐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文理學院不同于像醫學院和商學院那樣的培養專業人才的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中國原來有文理學院這種模式,但后來基本都改成專業學院和研究型大學了。

                   紐曼的思想為我們今天考慮攝影教育提供了極好的參考點。攝影只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手段,是本雅明所指出的一個機械復制技術,并非僅是早期那些剛使用攝影謀生的藝術家們使勁標榜的“藝術”。攝影的“機械性”,造成它的簡單性,易于掌握,所以使用者眾多,于是它面對的就是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對于剛剛從中學升入大學的學生來說,這正是他們人文性格形成的重要時期,原有所受教育的基礎還遠未成熟,他們需要在大學完成他們最后的智識基礎。攝影于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如同書寫一樣介入思想和社會的簡單媒介,等待他們的是如何使用簡單手段之后的復雜表達。為達此目的,攝影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要培養高素質的人。

                  柏林洪堡大學的創始人威廉·馮·洪堡


                  在大學教育上,同期與紐曼具有相同影響力的是柏林洪堡大學的創始人、普魯士人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4]。他在1810年創建了柏林大學(1949年德國又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為洪堡大學),并提出了幾個重要的教學概念。比如教學自由、學術獨立和教學與研究相結合。其中,教學自由和學術獨立的提出是因應當時德國社會的變革。那時的德國大學都是公辦的,學校的教育經常受到各種政治勢力的干涉和影響,不利于德意志統一所需要的各種現代性需求。洪堡希望大學擺脫與國家的形式關系,實現自治,獲得教育的自由。顯然,洪堡的思想具有很強的啟蒙主義色彩。在追求教育的目的上,洪堡和紐曼基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洪堡主張大學自治。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獨立,首先需要經濟自治,大學需要建立自己的基金會,以解決融資問題。與此有關的是,紐曼認為大學并不應承擔學術研究,只負責教育,但洪堡認為研究應該是大學教學的一部分。這樣,洪堡開創了一種新的大學模型,就是現在人們所稱的研究型大學。這種模式的大學,無疑帶有產業性,而且將原來社會所承擔的研究系統引進了學校這個領域,學校成為人文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生產基地。洪堡的這些主張,使德國的大學基本成為研究型的大學,為德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期的民族國家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再后因為二戰之前的德國知識人才流向美國,進而導致研究型大學在美國蔚為大觀,成為教育的主流。研究型的大學也為美國的科技和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夯實了世界領先地位。

                  美國教育家和批評家A·D·科爾曼



                  研究型大學的模式也嚴重影響了在藝術門下的攝影教育,只是研究的內容由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與工程技術科學轉化成了攝影本體藝術方向的“研究”。但這是有基礎來由的。攝影進入教育領域時,正是模擬技術的膠片時代與教師多是攝影師出身的時代,而且那時的教師正在為攝影升格為藝術的奮斗中。于是技術與藝術創作成為攝影教學的主要內容,至今仍在攝影教育中占主要比重。這種教學思路追求的只是攝影呈現的表面效果,和以能夠培養多少有用的“攝影師”和“藝術家”作為衡量標準,F在看來,顯然問題重重。紐約帕森斯設計學院原攝影系主任米歇爾·伯格雷(Michelle Bogre)在她主編的《攝影4.0:21世紀的攝影教學指南》一書的前言中,先談到美國教育家和批評家A·D·科爾曼(A. D. Coleman)先生在1989年的焦慮。這個焦慮就是攝影教育的“身份危機”?茽柭J為,目前大學、藝術學院和?茖W校都在開設攝影課程,但內容千差萬別,對學生培養的方向因此模糊不清。對此,米歇爾·伯格雷發表了自己的觀察和看法:“攝影的教育者們無法就一些問題達成一致,即到底該教些什么或者攝影在一個學院中處于什么地位。它應該是一個獨立的部門還是應該屬于設計、純藝術或者媒體和影像?它所述的院系從根本上影響著攝影怎樣被教授—是作為‘純藝術’還是作為職業技能—但這些區別對于正在擇校的17歲少年來說并不總是一目了然,他們或許不會意識到這一選擇會導致完全不同的攝影教育!盵5]科爾曼和伯格雷的擔憂都指向了這個問題的核心處—攝影到底是一門什么學問?抑或只是一種技術?


                  美國作家、藝術評論家蘇珊·桑塔格



                  中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2011年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將攝影歸在藝術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美術學(Fine Arts)下的專業性二級學科,也就是說在攝影仍然被罩在藝術的陰影下。但是中國學科管理機構對攝影的這種態度其實一點也不例外,國際上對攝影的學術身份認知也好不到哪去。想起在20世紀處于顯學位置的法蘭克福學派中那些大家們都指出攝影在未來文化中的話語意義,而蘇珊·桑塔格1973年10月在《紐約書評》發表的《攝影》(后改為“在柏拉圖的洞穴里In Plato’s Cave”)一文中,就指出“圍繞著攝影影像,人們對信息概念有了新的認識”[6]。桑塔格這句話可以理解為是對攝影的語言性的認識。由1839年面世的達蓋爾銀版法的攝影,發展到今天已經182年,其間由攝影衍生出了電影、電視,直到數字時代的手機攝影,攝影讓世界影像化,并由此演繹交織出一個龐大的關聯性學科體系,并像文學門類一樣,廣泛地和各種文化知識形成跨學科的交集關系。所以,攝影應該是一個學科門類,而不僅僅是一個專業性的二級學科。它是以靜態影像作為基礎語言,然后開放性地展開,以各種不同的影像方式,全面介入現在與未來廣闊的歷史文化生活演化進程(Evolution processes)。攝影教育本身就是跨學科教育。

                   

                  紐約帕森斯設計學院原攝影系主任米歇爾·伯格雷



                  那么,今日的攝影教育到底應該如何進行?伯格雷教授說:“如果我們改變攝影教育的目標,不再把它作為達成目的的手段,而把它當作一個開始,那攝影教育就不會身處危機。對攝影教育來說,挑戰將在于甩開‘藝術’世界強加給它的鐐銬,而拓展攝影的定義。無疑,攝影是一種藝術形式,但僅僅把它當作藝術形式去教是過于局限的。僅僅認可攝影作為純藝術的身份是種倒退。”[7]伯格雷教授是站在更為宏觀的角度上說的,但卻非常正確地指出了當下世界攝影教育一直存在的頑疾—藝術的夢魘。當我們放下這個負擔以后,攝影的教育將會有廣闊的天地和無限的活力。如果我們將攝影看成是一個學科門類,知道它面對龐大的知識交集的話,那么教育的方向,則應根據每個學校攝影教育的人才培養定位來確定。這些方向可以是新聞和廣告傳播攝影,也可以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及圖片編輯,還可以是商業服務機構的攝影師,當然更可以是藝術家。不過應該明白的是,成功的藝術家鳳毛麟角,因為社會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藝術家。因為如此之多的方向,造成命名為攝影的教育必然是多種模式的。將自己機構的教育方向定位明確后,才能制定科學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攝影教育如果存在危機的話,那也是長期無法擺脫的攝影只是藝術的意識所帶來的混亂。當我們思路明晰以后,會發現真正的危機是我們并沒有與時俱進,一直停留在陳舊的觀念中無法應對隨時都在變化前行的生活。


                  (本文為《攝影教育對話錄:延展閱讀與攝影教育》的序,由三晉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劉曉霞主編)

                  選自《中國攝影家》雜志2022年第02期,史·論·評《對高等攝影教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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